文明探源丨佛寺映千年,莫尔寺遗址见证丝路文化交融
文明探源丨佛寺映千年,莫尔寺遗址见证丝路文化交融
文明探源丨佛寺映千年,莫尔寺遗址见证丝路文化交融
佛教传入中国,佛教中国化,对丰富和繁荣中华文化影响深远(shēnyuǎn)。近期(jìnqī)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(xīn)发现”的新疆(xīnjiāng)喀什莫尔寺遗址,进一步实证并展示了自汉至唐,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、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。
这座古代(gǔdài)佛寺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光彩(guāngcǎi)?重见天日的出土文物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故事?
双塔见证千年佛寺变迁(biànqiān)
莫尔寺遗址,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洪积台地上。最显眼的(de)是两座(liǎngzuò)土坯佛塔,一圆一方,遥遥望去,如两枚巨大(jùdà)印章盖在苍茫荒原上。
“莫尔”,在(zài)当地少数民族语言(yǔyán)里是“烟囱”的意思,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,莫尔寺遗址由此得名。
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复原(fùyuán)模型全景图。新华社发(中央民族大学供图(gōngtú))
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(yǔ)社会学学院考古(kǎogǔ)文博系教授、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,千年来虽饱受风雨侵蚀,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被冲下的泥土持续(chíxù)包覆,得以保存至今。
自2019年开启考古项目(xiàngmù)以来,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喜。“第一次去现场勘察(kānchá),从地面上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工作的(de)余地。”肖小勇回忆说,当时除了一圆一方两座佛塔,地表仅能见到(jiàndào)几处残墙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。但发掘不到半个月,第一座僧房出现,让考古团队看到希望,“地下埋藏(máicáng)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。”
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布局(bùjú)示意图。新华社发(中央民族大学供图(gōngtú))
6年间,在考古人员手铲下,僧舍、回廊式佛殿、长方形大佛殿、讲经堂、厨房、储物间、餐厅等建筑纷纷浮出地面。共发掘4600平方米面积(miànjī),发现遗迹包括(bāokuò)18座单体建筑共计(gòngjì)62个(gè)房间、2条阶梯式踏道,出土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。
“莫尔寺既有自身特色,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、犍陀罗、中亚、当地和中原等不同(bùtóng)地方的(de)元素。”肖小勇介绍。
新疆喀什,古称(gǔchēng)疏勒,地处丝绸之路南、北两道交汇处,各色文化(wénhuà)艺术在此地融合荟萃。
肖小勇介绍,莫尔佛塔(tǎ)(圆塔)是高覆钵式土坯塔,采用犍陀罗(tuóluó)传统的窣堵波样式,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,已经屹立了1800余年。相隔约60米(mǐ),由5层塔身(tǎshēn)和大型台基构成的方形实心(shíxīn)土坯塔(方塔),台基边长39.36米,仅(jǐn)比位于河北的、东魏北齐时期邺城赵彭城佛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,规模接近皇家寺院等级。
这是新疆(xīnjiāng)喀什莫尔寺遗址(资料照片(zhàopiān))。新华社发(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)
一圆一方,风格迥异,两座佛塔在漫长岁月中(zhōng)并肩依存千余年。
“公元1-3世纪,以(yǐ)圆塔为中心,附近和旁侧非对称分布僧房,公元4世纪以后,遗址的礼拜中心变为塔、殿并重,最后向(xiàng)以具有中原建筑布局(bùjú)特征的长方形大佛殿为中心转变,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、讲堂、厨房和方塔等。10世纪上半叶(shàngbànyè),寺院建筑被毁后废弃至今。”肖小勇介绍,从(cóng)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,可看出中华文化(wénhuà)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(fójiào)中国化进程,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。
探索地面佛寺起源的(de)实证
作为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年代最早、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(yǎnbiàn)清楚(qīngchǔ)、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,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(le)古疏勒佛教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,实证新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(géjú),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(cáiliào)。
佛教(fójiào)诞生于印度(yìndù),传入新疆的(de)时间(shíjiān)说法不一(shuōfǎbùyī),主流观点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,从于阗或疏勒传入。文献记载,西去求法的高僧,无论是法显、还是玄奘,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,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,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,残存于游记、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。
因此,这座地处于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,由佛塔、佛殿和僧房(fáng)等遗迹构成的大型、高等级佛教寺院(sìyuàn)遗址尤显珍贵。
一百多年前,该遗址因被掠夺等原因,仅留下有限的(de)文字和图片记录。此后,在我国第二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,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,但遗址范围、布局、建筑(jiànzhù)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(míngquè)。
自2018年新疆考古纳入国家文物局(guójiāwénwùjú)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(zhòngdàxiàngmù)以来,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被列入“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(zhōngguóhuà)的考古研究”课题,由中央民族大学(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)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发掘。
2019年7月,考古(kǎogǔ)工作队员在(zài)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探方。新华社发(中央民族大学供图)
在考古工作者(kǎogǔgōngzuòzhě)的手铲下,湮没史海(shǐhǎi)千余年的疏勒佛教文化遗存,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。
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要(zhǔyào)为羊、黄牛和马骨,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(de)记载;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(zhíwù)种属;运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探测地下遗迹……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(jièrù),让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更丰富,文献里干瘪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。
“以往佛教何时传入西域,大家都是从文献记载得出的(de)认识,而莫尔寺考古系列碳14数据结合遗迹遗物(yíwù),提供了考古证据:在公元1世纪西域已存在(cúnzài)佛寺建筑。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(lǐwényīng)介绍。
古刹探源续写交融故事(gùshì)
对考古专家而言,以海量文物(wénwù)为线索,完成历史拼图,挖掘(wājué)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仍在继续。
在已出土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中,有大量石膏佛像残块,专家根据部分残块分析,莫尔寺(mòěrsì)最高佛像可达(kědá)4米;结合古籍记载,以及出土佛像特点、开元通宝钱币、泥瓦(níwǎ)、贴金佛像手指(shǒuzhǐ)等综合分析,莫尔寺遗址长方形(chángfāngxíng)大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。
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佛面、手部残片(资料照片)。新华社发(fā)(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(xīnjiāngwénwùkǎogǔyánjiūsuǒ)供图)
文献记载,武则天(wǔzétiān)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,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,“疏勒亦有汉大云寺,有一汉僧住持,即是㟭州人士”。李文瑛介绍,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,唐朝时(shí)中央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(dōuhùfǔ)、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南北(tiānshānnánběi),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,当然也包括宗教稳定发展(fāzhǎn)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肖小勇认为,佛教(fójiào)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,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传播中心,并影响到库车(kùchē)及更远的地方,继而向中原地区传播,与当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(géjú)。
随着研究不断深入(bùduànshēnrù),专家有了更多发现。
肖小勇认为,莫尔寺遗址(yízhǐ)(yízhǐ)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。此外,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(zhíxiàn)距离约5.2公里的汗诺依(yī)古城遗址,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,西面约30公里还有三仙洞石窟等,进一步说明(shuōmíng)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当地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
2024年11月拍摄的新疆喀什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小台地北部(běibù)建筑、排水沟遗迹。新华社发(中央民族大学供图)
2024年10月,《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(guīhuà)(2024-2035年)》获国家文物局批复,莫尔寺遗址面向(miànxiàng)公众开放已提上日程。
成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(shídà)考古新发现”后,莫尔寺知名度日渐(rìjiàn)响亮,搭乘南疆火车的旅客,得知途经莫尔村附近时,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尔寺的身影(shēnyǐng)。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李军说,下一步(yībù)将对莫尔寺遗址(yízhǐ)历史信息进行完整展示,全面、准确阐释(chǎnshì)其历史文化价值,并整合周边文化资源,让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、研究、展示等为一体的功能(gōngnéng),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(rùnjiāng)重要载体,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文字记者:潘莹、张瑜(zhāngyú)
统筹:孙闻、李欢、郭昱、冯筱晴(féngxiǎoqíng)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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